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：法律边界与实务识别指南
　　在商业活动中，合同作为交易的基础，其履行过程常伴随争议。其中，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因法律后果迥异，成为实务中亟待厘清的焦点。前者涉及刑事犯罪，可能面临牢狱之灾;后者则属民事范畴，通过协商、诉讼即可解决。本文从法律要件、实务识别及风险防范三方面，系统解析两者的界限。
　　一、法律要件：从主观到客观的区分逻辑
　　(一)主观要件：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
　　合同诈骗的核心特征在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即通过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等手段，骗取对方财物且无履行意图。根据《刑法》第224条，典型行为包括：
　　虚构主体：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;
　　伪造担保：使用伪造、变造的票据或产权证明;
　　虚假履约：无实际履行能力，通过小额履约诱骗继续合作;
　　逃匿行为：收受财物后失联。
　　案例：2025年某省高院判决的张某合同诈骗案中，张某以空壳公司名义与多家企业签订采购合同，收受预付款后逃匿，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。
　　合同纠纷的主观状态则表现为履行意愿与能力并存，争议源于客观因素(如市场波动、资金链断裂)或条款理解分歧。例如，某企业因原材料涨价无法按约供货，但愿意赔偿损失，属于典型的合同纠纷。
　　(二)客观行为：欺诈手段与履约能力的对比
　　合同诈骗的客观表现具有欺骗性、持续性：
　　行为人从签约到履约阶段均无真实履约意图，如虚构生产能力、伪造资质证书;
　　通过“拆东墙补西墙”维持短期履约假象，最终导致大量合同无法履行。
　　合同纠纷的客观特征则体现为部分履约或履约瑕疵：
　　行为人具备基础履约能力，但因外部因素(如政策调整、不可抗力)导致违约;
　　愿意通过协商、赔偿等方式解决争议。
　　数据支撑：据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，合同诈骗案件中，92%的被告人存在伪造文件、虚构身份等行为;而合同纠纷案件中，仅15%涉及轻微履约瑕疵。
　　二、实务识别：从交易细节到证据链的审查
　　(一)签约阶段的异常信号
　　主体资质存疑：如公司注册时间短、无实际经营场所;
　　条款显失公平：如要求超额预付款、免除自身违约责任;
　　履约承诺模糊：对交货期、质量标准等关键条款避而不谈。
　　案例：2025年浙江某法院审理的案件中，被告人以“低价采购”为诱饵，要求买方支付80%预付款，但合同未约定交货时间及违约责任，最终被认定为诈骗。
　　(二)履约阶段的异常行为
　　资金流向异常：如预付款未用于合同目的，而是转入个人账户;
　　履约能力骤降：如签约后突然变更经营范围、解散核心团队;
　　拒绝沟通：对履约进度询问敷衍了事，甚至失联。
　　实务建议：
　　定期核查对方经营状况，如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;
　　要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，如银行保函、第三方担保;
　　保留书面沟通记录，如邮件、微信聊天记录。
　　三、法律后果：刑事追责与民事救济的差异
　　(一)合同诈骗的刑事责任
　　根据《刑法》第224条，合同诈骗罪的量刑标准如下：
　　数额较大(2万元以上)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，并处或单处罚金;
　　数额巨大(10万元以上)：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;
　　数额特别巨大(100万元以上)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。
　　典型案例：2025年上海某法院判决的李某合同诈骗案中，李某通过伪造进口许可证，骗取多家企业货款共计500万元，被判处无期徒刑。
　　(二)合同纠纷的民事救济
　　合同纠纷的解决途径包括：
　　协商：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和解;
　　调解：借助行业协会、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第三方机构;
　　仲裁：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提交仲裁机构裁决;
　　诉讼：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要求继续履行、赔偿损失等。
　　赔偿范围：
　　直接损失：如已支付的货款、运输费用;
　　可得利益损失：如合同正常履行可获得的利润(需举证同类交易利润率);
　　违约金：若合同约定违约金条款，可主张调整或适用。
　　四、风险防范：从签约到履约的全流程管理
　　(一)签约前的尽职调查
　　主体资格审查：通过工商档案、裁判文书网等渠道核查对方信用;
　　履约能力评估：要求提供财务报表、银行流水等证明资金实力;
　　条款设计：明确交货期、质量标准、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。
　　(二)履约中的过程监控
　　分期付款：将货款与履约节点挂钩，降低风险;
　　第三方监管：引入银行、物流公司等中立机构监督履约;
　　证据固定：定期留存送货单、验收报告等书面材料。
　　(三)争议发生后的应对策略
　　发送律师函：固定违约事实，明确整改期限;
　　申请财产保全：通过法院查封、冻结对方资产;
　　刑事报案：若涉嫌诈骗，及时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。
　　结语：法律意识是商业安全的基石
　　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限，本质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。企业需从签约前的尽职调查、履约中的过程监控到争议后的证据管理，构建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。在《民法典》与《刑法》的双重约束下，唯有坚守合规底线，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行稳致远。